近年来，美欧及发达经济体集中推出 CBAM 等气候保护举措，主要受两方面国际背景推动： 全球气候治理的单边、小多边主义倾向成为长期趋势，2023 年 6 月以来，全球气温连创新高。随着过去 3 年拉尼娜现象（赤道和东太平洋降温过程）带来的降温效应消失，全球温升回归较快增长的趋势，导致陆地和海洋温度突变，预计 2023 年大概率将成为历史最热年。
而目前在太平洋上正在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，将在未来 1-2 年持续强化，引发更极端的气候条件。在气候风险日益严峻的同时，全球气候治理却几乎在沿着最悲观的发展路径演进。国际能源署（IEA）报告指出，受极端天气、疫后经济反弹、天然气涨价等因素影响，2023 年全球能源碳排放增长近 1%达到 368 亿吨，突破疫情前水平并再创历史新高。按照现有趋势，全球温升大概率将在 2100 年之前突破 2℃警戒线，并引发一些列连 锁反应，造成灾害天气频发、降水极化、生态破坏和海平面上升。
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（2009）年以来，国际气候谈判围绕全球减排目标、减排责任分担、资金和技术转让机制，以及数据透明度等问题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，部分国家提出了建立小规模的气候治理“核心群体”，通过在群体内推行强化的气候承诺，以及对外采取碳边境调节等一致行动，来倒逼更深层次的气候合作。
2023年COP28期间，欧盟和美、德、日、韩等发达经济体联合部分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、 南美和东非发展中和不发达经济体，共计36个成员方成立气候俱乐部（Climate Club），旨在重塑全球气候合作和治理格局。气候俱乐部以碳成本的边境调节为其理论依据，在章程中也明确提出通过相关机制倒逼和带动全球加大减排力度。
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。日益严峻的 全球气候风险使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，受到发达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两方面的压力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国际气候治理“小多边”趋势向着不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。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的全球气候谈判与博弈进程看，气候治理的单边主义、小多边主义倾向正在不断强化，发达经济体与最不发达经济体，甚至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同盟，成为影响我国外部环境的长期不利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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